很快，深圳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可能就不只是评职称、涨工资了。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后，作为中国科创重镇的深圳已经率先在全国推出了落实科创体制改革精神的地方细则。根据这一新政策，深圳明确，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将下放到项目承担单位，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也将提高到70%以上。

　　深圳市政府推出的上述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力度之大，让当地科研人士惊喜不已。据了解，这一数字是迄今为止全国最高的。这一新政策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科研机构以更大的积极性加入到科创大潮中。

深圳科创新政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更高收入

　　今年5月底，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上所提出的“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的重要论述让很多地方都关注到了成果转化、体制创新和人才发展环境三个最关键的科创体制改革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前，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在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供给上“三箭齐发”。

　　那么，如何让科研人员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何提高收入?对于创新高地深圳来说，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创新已经成为深圳的标志。2006年，深圳将自主创新确立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主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城市。2008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全面启动创新型城市创建工作，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形成了鼓励和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

　　一系列创新政策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2015年深圳PCT专利申请量为13308件，申请量连续十二年位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不过，绝大多数的专利权人是企业。

　　对于政府所属的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来说，在新政策出台前，科研动力仍待提高。深圳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单位没有多少成果转化，不到5%吧。因为即便转化了，收益也落不到自己头上，所以没什么转化的积极性。”

　　他说，高校和国有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动力比较弱，科研人员想的无非是发篇论文，把职称评上去就行了。

　　一位来自深圳另一家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的科研骨干也表示，之前科技成果转化后，骨干人员到底能拿多少收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70%的科研人员收益比例走在全国前列

　　在深圳科创新政颁发之后，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变。

　　根据上述深圳市政府出台的政策，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将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

　　同时，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科技成果在境内的使用、处置不再审批或备案，转移转化所得收入全部留归项目承担单位，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允许市属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协议确定科技成果交易、作价入股的价格。

　　此外，市属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职务发明转让收益可以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提高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至70%以上。

　　深圳大学一位关注科技研发的教授告诉记者，迄今为止，这是他所了解到的、国内类似规定中最高的比例。“过去很多属于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将科研成果孵化成产品并推向市场时，遇到的阻力很大。即便是推向市场后，科研人员的收益也经常会遭到层层克扣，真正的研发人员得不到太多的收益。”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刘国宏对记者表示，深圳科研资金改革创新一直走在了全国前列，2013年深圳科研资金改革方案就已开始转变，试图更多地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推进科技计划项目。“而这一次则直接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放权让利，对激发这些科研机构及其人员积极性无疑会有重大作用。”

有利于弥补深圳科研院所短板

　　一直以来，深圳的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导。在深圳，即便是中小企业，在创新活动中也是非常活跃的。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技术创新成果，并迅速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组建企业，进而打造一个产业链条。

　　深圳的自主创新也因而形成了一个最大的特色，即 “四个90%”：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生产于企业。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告诉记者，早在2000年左右，深圳就形成了上述创新格局。从积极方面来说，深圳在严重缺乏国家科研投入的背景下，闯出了自己的一条生路。但这同时也是深圳的短板之一。

　　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较少，加上政府所属科研机构人员动力不强，深圳一直被视为一座缺乏源头创新的城市。而上述政策有望推动弥补这一短板。

　　郑宇劼说，深圳在创新上，最早只是模仿，在第二个阶段是追赶式创新，现在正向源头、引领式创新迈进。但是走到这个阶段之后，就不仅仅是企业的事了。“比如说，华为已经走到了行业内全世界领先的位置，靠它一家企业再去突破就很难了，一定要有科学发现，而这是政府的事情。”

　　他说，企业的职能是利用公共的科学发现，去进行产业化，而科学发现本身应该由政府来完成，政府应该在创新的上游来投入。深圳不能永远停留在“四个90%”。

　　深圳市政府也在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扶持。深圳从“十二五”到现在，成立了上百家新型研发机构。

　　所谓新型研发机构是指以多主体的方式投资，采取院校与政府、企业共建，或者企业自建等多样化的模式组建，企业化的机制运作，主要从事研发及其相关活动，投管分离、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法人组织，在运作方式上，打破了传统科研机构的“铁饭碗”。深圳的华大基因、清华大学研究院等被称为新型研发机构的代表。

　　郑宇劼说，这些研发机构在体制上多种多样，有些是事业单位，有些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但是大多受政府资金支持。

　　从“十二五”开始，深圳的科技创新战略也逐渐从应用型创新向上游方向走，开始承担国家大型项目，比如国家基因库，大亚湾的中微子实验室等。

　　按照深圳市的规划，未来十年，大概有10所中外合作、以理工科为主的学院兴建。郑宇劼说：“这意味着深圳的公共性的科研投入将越来越高，‘四个90%’的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