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工业是对外开放程度最深、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联系最紧密的一个部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依旧复杂曲折。“十二五”以来，我国工业增速持续回落，而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又加大了工业生产和投资的下行压力。“十三五”时期，预计国际经济环境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并不可避免对我国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影响，进而对工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国际市场需求的弱增长态势和结构变化仍将持续。“十三五”时期，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三大政策走向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但世界经济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国际市场需求弱增长的态势难以根本改变。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欧元贬值等一系列现象表明外贸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工业的出口仍将面临较大压力。此外，出口结构优化将得到延续，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伴随着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将不断提升。

　　二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与低梯度发展中国家加速承接产业转移并存。“十三五”时期，预计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这将有助于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保持垄断优势，从而具备更强的控制和定价能力。相比高端制造业的回流，低端制造业的迁出将更具规模，预计部分对劳动力成本敏感的制造业生产线将从中国转移，对此应引起充分重视。当然，虽然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不断削弱，但考虑到生产效率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中国工业生产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此外，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秩序重塑，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加大，中国企业加速对外投资和向外产业转移，也将对我国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影响。

　　“十三五”时期，外部环境的趋紧既带来了严峻挑战，也对工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倒逼机制。如何沉着应对挑战，化解不利因素，亟需相关政策、机制的调整和改进。

　　第一，加大主动开放的力度。中国应积极迎接新一轮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挑战，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经济和投资规则，从自身、双边及多边3个层次加强开放和合作，并深入研究贸易规则的新趋势，采取合理措施应对。

　　第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企业对冲风险的能力。应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人民币结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规避美元波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第三，优化贸易结构。进一步深化与亚洲、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并逐渐形成长期机制。细化出口产品市场，深度挖掘中国工业产品在新兴国家的市场潜力。

　　第四，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应对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和低端制造业出口市场被低梯度发展中国家挤占的双重压力，加快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和转变。在宏观层面，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推动中国工业向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高端攀升。在微观层面，积极培育发展知识、技术密集且更加专业化的中小微企业，鼓励企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产品研发、设计、品牌推广等环节延伸产业链。

　　此外，还要促进对外投资多元化，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要通过加强与东道国的谈判和合作，提高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的参与度，为工业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便利化的政策支持，从而更好地协助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